数字乌托邦(R)

| Tags Reading 

##数字乌托邦

ISBN: 7121196638: 2015-5-23 RATING: 7/1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丽的年代,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西部是迷幻的地方。

  • 互联网将会“使组织走向扁平化,使社会走向全球化,也会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时还将使人群变得更加和谐”。

  • “我是加州大学的学生,请不要折叠、扭曲、旋转或毁坏我。”对于那些参与过言论自由运动的人,以及很多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计算机就是一项反人性的技术,它代表了集中式的官僚架构,它使社会生活理性化。

  •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灰暗的年代——那是严格的社会规则、官僚化的组织,以及美苏经常性的核对峙的时代。而20世纪60年代则似乎是个人探索和政治抗议爆发的年代,其中大多数是为了推翻冷战军事工业的官僚体系。

  • 如果美国政府通过部署大规模武器系统来摧毁遥远的敌人,那么新公社主义者则会使用斧头、锄头、扩音器、镁光灯、投影仪,以及LSD⑨等小规模技术让人们走到一起,并让他们体会到共有的人性。

  • 1968年,为帮助那些返土归田的人更好地找到建设新社区所需的工具,布兰德创办了《全球概览》。这些工具包括鹿皮夹克、穹状建筑,以及维纳关于控制论的书,还有惠普最新的计算机。在随后的几期里,除了关于这些装备的讨论,布兰德还在田园嬉皮士的一手报告旁边,刊出高科技研究人员的来信。这样的做法使得公社成员有机会了解到,他们的抱负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技术进步是相称的,同时这也让一线科研人员有机会看到,他们的二极管和继电器能被公社成员喜爱,被用做改变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工具。《全球概览》的作者和读者使技术成为反主流文化的一股力量,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销声匿迹多年后,这股力量仍在影响公众对计算机和其他机器的看法。

  • 我们这些原料却不要被制成任何产品……不要被大学的某些客户购买……我们是人。

  • 可以概括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整个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终有一天,这个机器的运转将变得如此讨厌,让你心生憎恶,以至于有一天你难以置身其间,即便是保持沉默也不行。你必须将身体趴在这个机器的齿轮和轮子上,趴在它的杠杆上,趴在它的所有部件上,你必须让它停转。你要向那些操控并拥有这个机器的人表明,除非你们得到自由,否则这个机器甭想启动。”

  • 主宰着无形的软世界(包括媒体、软件及服务)的那些规则,最终将会主宰硬世界(也就是现实的,由原子、实物、钢铁及石油构成的世界,或者说无数人辛勤汗水所锻造的世界)。

  • 防空系统是一个有机体。那什么是有机体?它们有三种形式: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及动物种群构成,包括人;部分生命有机体,由动物和非生命装置一起组成,如防空系统;还有非生命的有机体,如自动售货机。所有这些有机体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感官组件,有沟通工具,有数据分析部件,有心智判断中枢,有行动指示仪、效应器及执行部件……有机体的功能,就是要达到某些明确目的。

  • 自从苏联1949年首次试爆原子弹以来,美国人,特别是年轻的美国人,就一直笼罩在核焦虑的阴云之中。

  • 评论家就把享乐主义视为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与冷战社会彻底决裂的明证。

  •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估计,在1965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美国人总共建立了约500到700个公社。而在1965年到1972年期间,估计有数千到数万个公社被创建,其中大部分出现在1967年到1970年间。杰德逊·杰雷姆也许是这场运动最缜密的观察者,据他估计,20世纪70年代初全美共有约75万人生活在一万多个公社里。

  • 文件作者明确指出驱使他们组织起来的两股力量。其一是民权运动的兴起,它暴露了美国南方的种族偏见,到1962年,许多白人大学生因而在休伦港集会,投身于非暴力抵抗。其二是冷战和核灭绝的威胁。“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活着的人,我们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MIT Press,1980)。 爱之夏(Summer Of Love):1967年的夏天在旧金山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嬉皮士聚会。那时的旧金山街头到处都是即时性的街头剧、无政府主义游行和各种艺术表演,当然还有性、毒品和摇滚乐。

  • 如果战争爆发,那么,我将会去战斗。为了某种目的而战。不为美国,不为家园,不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为资本主义,更不为民主。我将为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而战。如果我非得做愚人,我情愿做有自己特点的愚人——和其他愚人完全不同。为保护自己不至于成为一个数字,于人于己,我都将会去战斗。

  • 苏联军人和美国的中层经理一样,没有个人情感,只会服从命令。如果说军工官僚体系是一座日益庞大的蜂巢,他们就是里面忙碌的工蜂。20世纪40和50年代,这个体系制造出了核武器;20世纪60年代,它又把美国引入越南战争。当斯图尔特·布兰德那代人成年时,他们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如何从核武器的毁灭中拯救世界,或是如何从那些制造并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层级制政府和工业官僚体系当中拯救世界?其二,当面临这样一个世界时,他们如何保全并维护自己的个性?

  • 如果各级别的领导者(如克里姆林宫中的那些人)受到自上而下的力量统治,并因此失去个性,那么埃尔利希所描述的生物系统就会通过每个个体的进化力量来维护这种秩序。用从生态学和生物进化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布兰德可以同时解释清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以及等级制度对个体的威胁。即他可以把苏联和官僚层级制都想象成单一栽培的、致力于减少个体多样性以促进生态系统进化的系统。

  • 一方面,正是因为核武器,人类才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进化时期,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已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但是另一方面,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并选择做出改变。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在文化领域做出的选择就会极富宇宙进化的真正意义。1958年9月,布兰德在日记中说:“进化的责任属于每一个独立的人,与其他物种不同。由于人类的进化已经进入精神和心理阶段,每个人都对物种遗传都有所贡献和影响。”为此,他在一个月后又写道:“无论在社会方面、心理方面还是可能性方面,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于还只是一名大学生的布兰德来说,跳出主流的冷战思维的思考能力标志着人类进化的一大进步,并使这种进步成为可能。而个性解放同时成为一种美国理念,一种进化必要,也成为布兰德和万千青少年迫在眉睫的个人目标。

  •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传统的艺术层级体系变得扁平化。艺术家、观众、剧场体验、生活体验——都是一个单一复杂的交换体系中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

  • 他们还利用许多不同的电子技术以达到效果,闪光灯、投光器、磁带放送机、立体声喇叭、幻灯片,这些技术统治工业的产品被他们随手拈来,作为改变观众集体心态的助手。迷幻剂也是,先是大麻、佩奥特碱、后是LSD,这些迷幻剂让布兰德等USCO的成员有机会去体验具有归属感的神秘之旅。

  • 声音和谐的法则再次出现在色彩和谐当中。而花岗岩的差异只取决于其所处的河流的热度。河水的流动好似在水面上同样流动的空气;空气好似带着微小光束穿过它的光;光又好似与之在宇宙中共存的热。每个生物只是其他生物的变体;它们的相似之处多于差异,它们的根本法则只有一个并且相同。那是一种艺术的规律,或一个组织的法则,适用于整个世界。

  • 突然,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去了衣衫,被众人注视!我们看着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看着,这时我们都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们是美丽的。像是一条被剥皮的蛇,赤身裸体、绝望无助、无比敏感,不过与那些在稍息时还发出响声的华丽的骑士相比,我们更像是人。

  • 我们是鲜活的,而生命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手拉手赤足在碎石中跳着。我们被清洗过,我们解放了!我们再不会穿上旧铠甲了。

  • 垮掉一代运动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小说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与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在曼哈顿的会面。

  • 与迷幻剂所带来的“超越个人的和谐”的观点一致(也和世界是由看不见的能量流和信息流连接而成的浪漫主义般的控制论观点一致),克西拒绝这场抗争运动、这场在当时的环境和泛冷战的思维下发起的运动,因为运动的需求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 唵(Om):梵文,也常音译为“噢姆(AUM)”。被认为是印度教和佛教里最神圣的音节,宇宙中所出现的第一个音。这种发音常被用于辅助冥想。

  • 大约是1966年3月的一个午后,我滴了一点LSD(迷幻剂),爬上屋顶,蜷在一张毯子里颤抖着,大概在看些什么、想些什么……接着,我注视着那些建筑、眺望着旧金山、思考着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觉得地球上的资源用之不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我用了200微克的剂量,从300英尺的高空注视着旧金山城,想着,从这儿我能看到地球是弧形的。所以我意识到,站得越高,就越能发现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空间项目已经进行了大概十年,但并没有公开过整个地球的照片。所以,我开始想,怎样在迷幻之旅音乐节中策划,才能拿到这些照片?因为我一直相信,一旦有了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那么一切将会改变。

  • 一是以大学、政府、工业为基础的科技群体;二是纽约和旧金山的艺术群体;三是旧金山湾区的迷幻剂群体;最后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各地兴起的嬉皮士公社。当这些群体在《全球概览》中相遇时,当工业高科技的技术和知识产物与东方宗教、神秘主义、返土归田运动的公社社会理论汇合时,《全球概览》便成了唯一的最明显地展现出这种汇合的出版物。

  • 许多公社社员认为自己是现代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他们要奔向开阔的平原,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 作为一个管理者,布兰德运用许多策略去把权力和工作分散到读者身上,以淡化他的权威。首先,他号召读者为《全球概览》推荐并评论内容,每做出一个评价就给评论者十美元。首先推荐或评论的作者还可以在《全球概览》上署名。凭借这种方式,布兰德实现了创业家的几个目的:通过吸引机构以外的“专家”来扩大《全球概览》的内容范围;他增加了读者对机构的责任感和参与感;他提升了《全球概览》对它所服务的群体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邀请读者成为经济价值的创造者,文本群体的贡献者,当然,还是《全球概览》的购买者。

  • 一位《全球概览》读者在修理大众汽车的同时,又是一名业余工程师,并在此基础上管理一个技术系统,而一旦他开动这辆车,他又充当了四处游历的嬉皮士流浪者的角色。同样,《易经》的使用者投掷硬币,发现自己模仿的是古代中国人和“快活的恶作剧者”,在他试图去阅读《易经》并将其作为其他无形的可能性的线索时,他的行为就与信息论中概率论的观点相呼应。他可以成为一个综合设计师,用世界的信息能量去改变他的生活“系统”,而这个系统在新公社主义的教义中,则是这个世界本身。同时,他还能体验远古、体验现代、体验东方和西方、体验文学和技术,把它们作为自己“完整”体验中相互验证的基本元素。

  • 《穹顶之书(一)》中,就描述了一位瑜伽大师的生平,以及他对适合冥想的结构的研究。在尝试过直线型建筑和传统穹顶建筑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网格穹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它是一种真正的心灵扩展,类似于……位于我们头顶第七层的精神力量”。

  • 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直接发源于反主流文化运动。

  • “忘掉那些反战抗议,忘掉伍德斯托克,忘掉长发吧。20世纪60年代的真正遗产是计算机革命。”根据布兰德,以及从那时开始流传的民间说法,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程序员对信息变革的可能性有着敏锐的触觉,他们接受了反主流文化中的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理念,并把这一触觉和这些理念都融入到了一种新的机器当中。

  • 计算机一直以来都是拓展个人智能及知识分享能力的自然工具。

  • 计算机是一种政治叛逆。计算机一直以来可能都是大型的、中心化的,并被组织化的专家管理,可能一直都用于组织越南战争,但是这代人会把它们用在新的地方。

  • 计算机及所有有助于了解世界本质的事物应该完全开放、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事情都应该亲自尝试。 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或自由)的…… 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 评判黑客水平的标准应该是其技术能力,而非学历、年龄、种族甚至地位这类虚伪的标准…… 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艺术和美…… 计算机能让生活更美好。

  •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数字技术与致幻剂之间的关联,反映了一个脱离现实肉体的共同梦想。对这些早在大约20年前就亲身经历过“迷幻之旅音乐节”的人来说,LSD似乎为脱离身体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冒险元素,一个在人群中体验与他人灵魂合一的机会。在赛博朋克看来,数字假体为其用户提供了一个脱离肉体进入赛博空间的机会。即使赛博空间是个充满危险与威胁的地方——在《神经唤术士》里确实是这样——它也可以是美丽的、奇幻的、迷人的。

  • 物质世界在他眼里成了不断变形的形态集合,每种形态都渗透着一定能量。尽管形态自身生生灭灭,而能量不变,永恒流动,使万物生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巴罗和贝特森看来,“精神即空间”,也就是说,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由能量循环构成和维持的系统,因此它们互为镜像。在巴罗的体验中(如果贝特森没有这种体验的话),LSD就是通向这一认识的大门。

  • “我对未来会怎样一点儿也没谱,完全是根据条件反射来做事。”

  • 原子已成为过去。下一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不断变化的“网络”。

  • 操纵计算机和从事信息工作不仅仅是保住一个饭碗,而是找到通往一个隐秘世界的入口,依照它的法则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自己命运的全面设计师。凯利的愿景与新公社主义者对意识的赞美形成呼应。它也复兴了公社居民淡薄名利物欲的精神。

  • ‘寻找一条传承20世纪60年代思想意识的路’。

  • “约翰和我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难民,试图在20世纪90年代长大成人,深知意识变革不那么容易。”

  • 虽然凯文·凯利、彼得·施瓦茨,以及《连线》杂志都的确推动了这一时期乐观主义的盛行,但实际上他们技术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却反映了美国社会当时正在经历的两种深层次变革的交融。

  • 对于年轻的布兰德及他的同龄人来说,甚至是对于今天大众来说,那些掌管着冷战时期的各个公司、大学,以及政府部门的中年男人发现他们被僵硬的角色锁死。他们的双手因为长年在企业晋升的梯子上爬行已经变得疼痛不已,此外,在亮丽的制服背后,他们的灵魂也开始消解。

  • 50年前,不管是在军事领域、工业领域还是学术界,大家都是按照官僚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大学、军队还是公司,还是他们的研究实验室和或指定的智库,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挥链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雇员也多在其中工作一辈子,人们彼此之间和彼此的工作之间有着巨大的分别,组织内部与外部世界更是界限清晰,奖励机制更多是基于业绩和资历。

  •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做出了两个尤其重要的集体决定。首先,他们决定远离政治争执,走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且希望可以以此作为平台发起社会改变的运动。其次,他们还借来了军事研究领域里的核心信念:对技术和实验的正确使用可以拯救世界。在军事领域,当时计算机成为了最为关键的一项技术。一定程度上,计算机把全球各地的地形都转变成可以监测的信息对象,它们将敌方的动静转换成可视化的模型,因此,至少理论上说,可以阻止潜在的侵略攻击。

  • 不管是为公司设计还是为兴趣而设计,或者像艾伦·凯那样二者兼有(他后来就到了苹果电脑公司工作),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想象成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延伸。


Back     Next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